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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污水總量超環境容量三倍; 每年受污染糧食可養活4千萬人

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

而與此同時,根據國際能源機構的最新數據,截至2011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80億噸,已占到全球碳排放總量的25.5%,即四分之一強,超過美國碳排放量50%左右,被國際社會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

去年以來,中國各地頻發的霧霾也成為被高度關注的國際問題,甚至被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稱為“當今全球最大的環境災害”。

如果說,環境污染問題是中國社會21世紀面臨的最嚴重的挑戰之一,那么,碳減排和霧霾治理便是這項挑戰中最緊迫、最需要率先攻破的堡壘。

霧霾成災

2013年初以來,我國多次出現持續性、大面積霧霾,覆蓋全國25個省份、100多個城市,受影響人口約6億人。霧霾中的PM2.5成為最新的健康殺手和人民群眾的“心肺之患”。

“籠罩全國五分之一國土的霧霾,形成了全球最大規模的環境災難,使中國成為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焦點。”本月15日,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薛進軍在京表示,以霧霾為代表的環境事件正在影響中國當前社會的穩定。

薛進軍對記者說,以霧霾為代表的大氣污染的危害在于嚴重影響當前和今后的經濟活動,嚴重危害健康,特別是兒童和婦女的健康,也影響了中國的國際聲譽,并嚴重威脅社會安全。這些環境問題的大規模出現,使得中國民眾最關注的社會問題越來越轉向健康危害、食品安全、污染防治。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去年以來,有關中國的霧霾問題也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話題之一。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聯合國副秘書長施泰納日前在京表示,中國在“空氣污染方面的巨大挑戰,已經引發了各個國家之間一系列的討論”。“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的國家能夠像中國這樣,每天清晨,城市的中產階層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一下空氣質量是什么樣的。”

“國外的報刊幾乎每天都有有關中國霧霾的報道,甚至一些國家還把自己的污染和霧霾同中國相聯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趙忠秀說,去年以來,美歐日一些企業開始給來華員工發放“健康補貼”、“污染對策補貼”等,嚇跑不少企業和外國人,“毫不夸張地說,霧霾問題已讓中國人蒙羞。”

除了霧霾外,我國土壤、水污染同樣嚴重。15日,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發布的相關報告以《中國已成為污染大國》為題,列舉了如下事實:

中國各類污染物排放量均居世界首位,并遠遠超過自身的環境容量極限。目前,了世界約21%的能源、11%的石油、49%的煤炭,排放了占世界26%的二氧化硫、28%的氮氧化物、25%的二氧化碳。

在土壤污染方面,今年4月環保部和國土資源部發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全國耕地的污染超標率為19.4%,而土壤總的超標率為16.1%,其中1.1%為重度污染,而我國南部和西南部的土壤污染更為嚴重。

在水污染方面,2012年,全國十大水系、62個主要湖泊分別有31%和39%的淡水水質達不到飲用水要求,嚴重影響人們的健康、生產和生活。目前,全國有2.8億居民使用不安全飲用水。《2012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全國198個地市級行政區中,近六成地下水質較差或極差。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院長孟偉告訴本報記者,中國污水排放總量遠遠超過環境容量,中國水環境的COD(化學需氧量)承載力為740.9萬噸,但全國第一次污染源調查發現,COD實際排放量為3028.96萬噸,約為中國水環境COD承載力的4倍。

中國環境危機的根源之一是大量使用煤炭產生的二氧化硫排放,而根據國家發改委能源所的一項研究,中國能源結構轉變和能源下降的轉折點在2050年左右才能出現。

“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上尚處于低端。這造成了中國的經濟只能是拼能源與資源型的高污染高碳經濟。”趙忠秀說,此外,環境治理的關鍵是環境技術進步和環境產品開發,而中國在這方面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在20~30年。

薛進軍認為,要從“根本上”治理好霧霾、重現藍天白云,按照目前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技術水平,需要20~30年時間。即使是采取最嚴厲的措施、最先進的技術,最快地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奇跡般地改善環境,也需要15~20年左右時間。

三成碳排放由他國消費引起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中國就得在全球碳減排中承擔最大的責任?對此,趙忠秀表示不認同。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最新研究發現,1/5至1/4的碳排放由貿易生產引致。中國碳排放的29%是由其他國家消費引起的,而歐元區和北美碳排放的33%和17%是在地區外生產排放的。

趙忠秀等專家的研究發現,如果按生產排放碳來看,中國排在全球第一位(23%),北美排在第二位(21%)。但如果從消費碳排放來看,北美則是最大的地區(23%),中國第二(18%)。

據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社科文獻出版社日前發布的《中國低碳經濟發展報告2014》介紹,2011年,中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9%,國內生產總值按購買力平價也只占到14.5%,產值只占世界制造業總額的13%,出口額占到世界總出口額的10%,卻排放了世界碳排放總量的25.5%。

上述報告同時表示,不能就此斷定中國的高碳全部是由自身原因造成的。

“消費碳排放核算體系的建立對于國際氣候談判日益重要。”趙忠秀說,發展權的權衡已成為制約京都議定書效力的關鍵因素,但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國家排放目錄只核算一個國家領土范圍內的排放,忽視了國家之間的聯系,這可能導致對全球、地區和國家排放趨勢和減排政策的錯誤分析。

近期,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裴建鎖、王春華應用世界投入產出表(WIOD)公布的中國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1997~2009),測算了各行業出口總的隱含碳,并將出口隱含碳的變動分解為三種因素:總量、效率和結構。

研究結果顯示,出口結構的調整降低了CO2排放,而效率提升的作用則不太顯著,出口總量的增長是貿易隱含碳增加的主要因素。

同期,趙忠秀與上海海事大學講師閆云鳳也采用WIOD數據庫的區域間投入產出表及部門碳排放數據,建立了多區域投入產出(MRIO)模型和消費碳排放核算目錄,并據此分析了全球消費碳排放及國際貿易中的轉移碳排放量。

研究結果表明,2009年全球消費碳排放為28850百萬噸,其中國際貿易所隱含碳排放占到全球消費碳排放的20%,而這些貿易隱含碳主要是從中國和BRIIAT(澳大利亞、俄羅斯、印度等其他重要國家組)生產和出口,由北美和歐元區消費引起的。

“北美等發達地區1個人的消費碳排放相當于中國4個人的碳排放或BRIIAT6個人的碳排放。”趙忠秀說,如果考慮國際貿易的影響,國際地區間碳強度的差距將縮小。分析表明,中國碳排放的29%是由其他國家消費引起的。

趙忠秀對本報記者表示,全面了解消費碳排放的增長趨勢及其影響因素有利于氣候政策的設計,減少國家利益和全球減排效率的沖突,同時減少全球減排失敗的風險。應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分配碳排放責任,真正促進全球性的減排。

三階段推可持續消費戰略

面對巨大的碳排放,中國的“碳”路該怎么走?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下稱“國合會”)副秘書長徐慶華本月9日表示,“可持續消費與綠色發展”是必由之路。他解釋說,可持續消費是綠色發展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包括以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的方式滿足今世后代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

“但目前,可持續消費的相關政策未納入國家發展計劃和重要法律,未系統地列入國家政策框架內,未充分考慮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也缺乏可持續消費指標體系。”徐慶華說。

在國合會本月9日至10日舉行的2014年圓桌會議上,徐慶華等專家建議,在“十三五”規劃中著重強調可持續消費,將可持續消費納入現行法律法規和中國低碳城市發展戰略,同時制定國家可持續消費路線圖與《可持續消費行動計劃》以輔助實施。

本報記者了解到,國合會“可持續消費與綠色發展”課題組已繪制了中國可持續消費路線圖,并作為一項重大政策建議遞交國務院有關部門。這份路線圖將中國實施可持續消費戰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至2015年,改進期):將可持續消費納入“十三五”規劃,發展并確立可持續消費的制度基礎,修訂現有法律政策框架,納入可持續消費。優先在住房(包括家電)、交通、食品和服裝四個領域進行重點實施。這一階段囊括了綠色產品數量增加及質量提高、非物質消費和服務改善、農村“低消費者”消費力增強。第一階段末期,可持續消費在能源節約和氣候保護方面的潛能在四個優先領域內得到初步發掘。

第二階段(2015年至2020年,鞏固期):改善和擴大法律政策框架,在中國新興城市中產階層中積極推廣可持續消費模式。根據當地具體情況,為利益相關方調整和制定一攬子計劃。2020年,中國消費者和企業應為政策干預的實施提供廣泛支持,并積極參與,促進可持續消費的發展。

第三階段(2020年后,持續提高期):在整個社會范圍內持續提高可持續消費的能力和水平。目標是使可持續消費在住房、出行、食品和服裝領域的影響水平達到最高。總體人均消費影響下降,城鄉收入與消費水平之間的差距縮小。這一階段完成后,我國的可持續消費戰略與其他地區達到相同的水平,如歐盟、日本和巴西等,整體上趨向可持續消費和生產體系的實施。

而為了保證上述目標的實現,課題組建議,建立可持續消費與綠色發展部際協調合作機制,開展可持續消費地方試點項目,建立并應用可持續消費指標體系,充分利用私營部門的力量(特別是零售商和機構),讓各類企業都將可持續消費納入行為準則。

(第一財經日報)

每年受重金屬污染糧食高達1200萬噸

土壤“多路吸污”危及糧食安全

工業污染、城市污水、過度使用化肥……在種種污染源侵蝕下,萬物賴以生存的大地如今滿目瘡痍,土壤安全正岌岌可危。《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吉林、廣東、江蘇、河北等地調研了解到,土壤污染問題正逐步動搖我國糧食安全根基,在垃圾圍城、土壤重金屬污染、食品安全等問題愈演愈烈的今天,無好地可用、無好糧可吃等問題正引發民眾擔憂。

土壤污染侵蝕“舌尖上的安全”

土壤污染造成的糧食安全問題,往往導致“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一個鎮的糧食出問題,全市甚至全省都被市場“拋棄”。

“看到哪個縣出了毒大米,那個省的大米都不敢買了。”多位廣州市民近日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而年加工量達4萬噸的廣東某米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則透露,由于土壤污染,該廠的產品在某批次被檢出鎘超標后,聲譽一落千丈,銷售量銳減一半。“消費者不知道土地到底被污染沒有、污染有多大,即使產品都是檢測合格才出廠,很多人也不相信。”

對此,中國糧食行業協會玉米分會副秘書長劉笑然表示,民眾出于天然的安全性保護心理,很難會選擇出現“鎘大米”等問題的地區所產糧食,這往往導致“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一個鎮出問題,全市甚至全省都被市場“拋棄”。

當前,我國糧食生產在政策扶持、科技支撐、農業機械化等關鍵環節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保障機制,去年糧食總產達60193.5萬噸,同比增長2.1%,取得“十連豐”。但高殘留、“毒大米”、重金屬超標等問題頻頻出現,土壤污染問題已間接影響人們的身體健康,并造成一定的社會恐慌,使糧食質量出現信任危機,并危及我國糧食安全。

去年,廣州市的一項抽檢結果顯示44.44%的大米存在鎘含量超標,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據分析,“鎘米”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一些大米產地土壤遭受鎘等重金屬污染,在食品安全形勢日益嚴峻的情況下,土壤污染治理已刻不容緩。而隨著“鎘米”事件持續發酵,從大米生產企業到大米市場,再到農戶,整個產業鏈條都遭到沖擊,一些糧企要么停產要么減產,糧食庫存不斷增加,大米價格持續下滑,影響農民種糧積極性。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副教授朱毅告訴記者,當前我國每年受重金屬污染的糧食高達1200萬噸,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這些糧食可養活4000多萬人。不管是土壤重金屬污染還是面源污染,所帶來的危害不斷通過農產品影響人們健康,加上以往土壤污染數據不透明及環境污染問題多發,還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的恐慌心理。

土壤“多路吸污”難治理

以農業生產為例,不斷“增肥”的施肥方式已經讓土壤不堪重負,耕地陷入“越施越肥、越肥越施”的怪圈。

位于珠三角邊緣的韶關大寶山礦區,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曾長期存在廢土廢石露天存放、廢水直接地表排放等嚴重問題,本世紀初進行的監測顯示,當地土壤含鋁超國家標準44倍,含鎘超標12倍。韶關市環保局副局長張彬表示,對于大寶山礦區的污染控制,現在仍是“枯水期沒事,豐水期沒法”,降雨豐富的當地每年會有近7個月無法控制污染。

“工業污染、城市污水、農業投放等多種污染源,對土壤形成了綜合性污染,并產生累加效應,呈現新老污染物并存、無機有機污染混合的局面。”河北省農業環境保護監測站站長唐鐵朝認為,土壤污染的途徑眾多,從來源看大體包括有機污染物、無機污染物、放射性污染物、固體廢棄物以及病原微生物。

廣東省耕地肥料總站站長曾思堅稱,當地土壤污染原因多樣,有農業生產中過度使用化肥等面源污染,有工業廢水廢棄物污染,還有礦區周邊因采礦等造成的污染,這些污染源目前都難以控制。

以農業生產為例,不斷“增肥”的施肥方式已經讓土壤不堪重負,耕地陷入“越施越肥、越肥越施”的怪圈。南京農業大學農業資源與生態環境研究所所長潘根興表示,由于化肥不含有機質和腐殖質,大量使用化肥后,土壤團粒結構就會遭到破壞,造成土壤板結和肥力下降。當土壤和作物處于不健康狀態時,易受到病蟲害的侵襲,作物發病率高,因而又不得不加大農藥的使用次數和使用量,造成污染加劇。

作為國家的糧食主產區,吉林省大約有一半以上的耕地已十幾年不施用農家肥,化肥畝施肥量達50公斤以上,全省85%以上的耕地每年都使用化學除草劑,平均每公頃用量約5公斤。同時,各地因覆膜面積不斷擴大,土壤殘留地膜碎片增多。“不僅污染土壤,對地下水和食品也造成了嚴重的污染。”吉林省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專家賈乃新表示。

治污有待詳細數據支撐

“從公開數據再到進行全國土壤污染治理距離還很遠!目前掌握的僅是全國土壤污染的總體態勢,給出準確的土壤污染面積數據有較大困難。”

當前,“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使全國土壤污染數據“迷霧”開始消散,但是,土壤污染詳細調查數據、污染控制難和修復技術滯后等多重難題仍困擾著我國土壤污染治理。

一年前,北京兩高律師事務所律師董正偉申請有關部門對全國土壤污染數據進行信息公開,但被環保部以“屬于國家秘密”為由拒絕。歷經近十年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我國土壤環境狀況總體不容樂觀,部分地區土壤污染較重,耕地土壤環境質量堪憂。對比“七五”時期,全國表層土壤中無機污染物含量增加比較顯著,其中鎘的含量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增加,在西南地區和沿海地區增幅超過50%,在華北、東北和西部地區增加10%到40%。

“從公開數據再到進行全國土壤污染治理距離還很遠!目前掌握的僅是全國土壤污染的總體態勢,給出準確的土壤污染面積數據有較大困難。”廣東省地質實驗測試中心總工程師劉文華告訴記者。多地基層官員認為,較為“粗線條”的調查結果,對地方的土壤治理來說作用并不大,因為就算是一個地方,可能一塊地跟另一塊地的差別都很大。

記者獲悉,當前,全國以及省市一級更清晰的污染數據并不全面。廣東省國土資源廳執法監察局局長李師稱,據國土資源部和廣東省2012年通過驗收的調查顯示,僅珠三角地區,不適宜種植農作物的三級和劣三級土壤就占到土壤總面積的22.8%,主要超標元素為鎘、汞、砷、氟。然而,除了這個“22.8%”之外,廣東土壤污染的整體狀況究竟如何,就成了一筆“糊涂賬”。

一些地方不愿意公布本地土壤污染的具體數據,最大的理由是“數據敏感,怕引發恐慌”,但“公布不恐慌,不公布反而恐慌,讓大家知道哪些土地是安全的,哪些是不安全的,正應了老話‘說破無毒’。”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李小平直言道。

專家:土壤治污亟待立法保護

盡管土壤污染危害及成因漸漸露出水面,但記者調查了解到,目前我國土壤污染治理尚面臨治理難度大、有效技術缺乏、投入費用較高、恢復周期較長等系列難題。對此,有專家建議,在號準土壤污染病脈的基礎上,既要做好“積跬步至千里”的長期謀劃,也要從構建頂層設計、鼓勵治理試點、切斷新增污染源等角度入手,根據各地土壤“病情”,開出有效“處方”。

保護土壤須先立法

土壤污染正成為我國糧食質量安全的重大隱憂。專家認為,我國土壤污染的根源在于頂層設計中缺乏能有力保護環境的法規制度以及在實踐中以不計環境代價的方式追求GDP增長。

廣東省環保廳副廳長陳敏表示,我國土壤污染防治法尚未出臺,從國家到省級對土壤環境保護相關標準體系還很不健全,也缺乏污染環境修復及環境風險評估等技術規范和管理制度,使土壤環境保護工作缺乏依據;同時,目前科研機構現有的污染修復技術大多還處于試驗階段,適宜的技術研發和篩選以及大范圍示范推廣等科技支撐體系不足,這些都妨礙了地方推進相關工作。

“土壤污染雖然范圍廣、影響大、危害重,但相對而言公眾和決策層的重視程度依然不夠,相關的科研投入、政策、法規和管理工作也明顯滯后。”國家環保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土壤污染防治研究中心主任、首席專家林玉瑣表示,我國制定了防治大氣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的法律,但防治土壤污染的法律卻過于分散、零星。特別是一些土壤保護和管理的地方性法規還沒有制定,對土壤污染的控制與治理還缺乏系統的政策框架。

在廣東省地質實驗測試中心總工程師劉文華看來,要在公眾信任和實際治理成效間形成有效對接,關鍵在于破解各地土壤污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一方面,污染嚴重的土壤要嚴格禁止農業生產并接受社會監督,另一方面,對于污染影響程度不確定或較輕的土壤,各地政府要在土壤污染狀況清晰公布的基礎上,加快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嚴格控制污染區農作物的流向。

從長期看,國家有關部門應幫助、督促地方用信貸、稅收等市場手段促使企業主動減少各類污染排放,率先嚴格治理已有的各種污染。同時,可考慮扶持和鼓勵地方率先打破部門分割,統籌各方力量,在一定范圍內建立并完善覆蓋國土、農業、環境等各領域的土壤污染監測體系和管理體制,率先建立起土壤污染的行政問責制度,在全國范圍內謀求土壤污染治理的“治本”之策。

找“藥方”更要巧治病

廣東省地質實驗測試中心日前披露,該機構近期對一種名為“膨潤土”的粘土礦物進行改性研發和篩選,研制出代號為“Mont-SH6號”的鈍化劑,能夠將土壤中的鎘、鉛、銅、鋅等污染物從活性狀態轉化為固定狀態,降低其可移動性和生物毒性,從而減少重金屬進入農作物。

該項目團隊對Mont-SH6號材料進行了盆栽和野外場地的小白菜模擬修復試驗,以及兩期盆栽水稻的模擬試驗,結果顯示產出的小白菜和稻米中重金屬含量均有明顯降低。“以重金屬鎘為例,使用修復材料后,盆栽小白菜的鎘含量對比降幅在35%到83.9%之間;野外場地平均降幅超過30%;稻米中鎘含量對比總體降低了90%以上。”項目團隊負責人趙秋香說,“至少需要進行兩年左右的大田試驗,另外還要解決規模化生產的問題。”

法國利摩日大學博士、上田環境修復有限公司研發主任胡波認為,土壤污染物釋放少則幾年,多則幾十年、上百年,即使采取綜合修復,也需花費大量時間。修復企業先要對污染場地進行環境評價,土壤采樣、實驗室化驗、分析診斷是必需環節。

林玉瑣還表示,江蘇省的土壤修復還面臨特殊情況,由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土壤以黏土為主,遇水之后容易形成泥漿,施工難度大,同時由于地下水比較淺,容易受到污染。林玉瑣將土壤污染形象地比喻為“土壤的癌癥”,“人得了小毛病,可能過一段時間就好了,但得了癌癥,就很難恢復了,只能將生命維持下去,而修復工作就相當于給土壤做化療,消滅癌細胞的同時,也損害了好細胞。”

如果要把受污染的土壤盡可能恢復原狀,必須投入大量資金。“目前的重點就是盡力修復,降低風險程度。”林玉瑣稱,“能解決80%到90%的問題,但還留一定的問題,但是不影響土地整體的利用。”

強化監管 減少“人禍”

土壤污染的危害觸目驚心,有專家指出,治理土壤污染,既要改變農業、環保、國土資源、地礦部門“都管一點”這種“婆家”太多現狀,還要遏制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長的沖動,錯誤的發展觀與政績觀阻礙土壤污染防治。今后,應做到“控制增量、消化存量、標本兼治”,防止土壤污染進一步加劇擴散。

一是依托現有的農業環境監測網絡,進行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不斷完善監測功能,強化監測能力。保留和改造一批第一次全國農業污染源普查建成的定位監測點,同時依據區域特點新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監測點,完善面源污染定位監測和預警功能,并對重金屬污染從污染源排放、遷移到進入人體后致病等遷移轉化全過程進行詳細調查和研究,為相關環境質量、排放、監測規范、樣品、清潔生產、環境影響評價,以及環境信息標準的制定和修訂提供第一手資料,為防治土壤污染、政府科學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二是加強污染源管控,減少“人禍”帶來的嚴重土壤污染。高投入特別是化肥農藥導致的土壤污染和環境污染已經到了一個嚴重階段,只能靠限量減排和減量化的措施來維持環境平衡。

三是加大土壤污染治理探索,要發展有針對性的修復技術,形成系統的場地土壤修復技術規范。同時注重引進適用于我國的國外先進技術,注重技術的本土化,加快消化吸收,搭建國內外法律、技術、產業管理、設備藥劑的交流與合作平臺。還應建立修復和再開發資金長效機制,明確以“誰污染、誰治理”為核心的責任體系,實現“污染者付費”。通過多渠道建立國家和地方污染土地修復專項基金,配合有效的市場機制,吸引私有投資等多渠道資金參與土壤治理和修復。

本稿件由記者齊海山、陳剛、吳濤、白明山采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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